是什么影响了你的选择

——军队转业干部安置选拔路径观察

■杨雪娟

走还是留？ 2016年过去的一年里，这个问题在很多军队干部的脑海中闪过。不知道是谁开始议论的，“三十万分之一”的标题很快就传开了。

原北京军区干部魏东是第一批“三十万之一”之一。 2015年9月，听完习主席在胜利日阅兵式上的讲话后，他开始认真思考“进、退、留”。

2016年，我们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，全面发力。随着军队改革的步伐，全国5.8万名军队干部脱下了军装。初步统计，近50%的人选择自主就业安置方式，符合自主就业条件的比例达到67%，均为自主就业安置政策实施以来的最高比例。

比例不断上升，独立择业“升温”

“被动地等待组织确认调动，被动地等待组织安排工作，被动地适应新环境。”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发安曾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。过去一些调动干部处于被动状态。

如今，这种“被动”状态正在发生改变。 “调还是不调”、“如何调”已成为越来越多干部自主理性选择的结果。 20世纪70年代、80年代出生的军队干部逐渐成为转业干部的主体。他们大多具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，掌握专业知识、技能或管理经验。他们综合素质较高，思维比较活跃。复员进入公务员队伍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追求。

“有计划的分配，还是自主的职业选择？”又多了一条路，又多了一层纠结。

魏东并没有在留或走的问题上花太多时间，而是思考了很多“如何转行”的问题。在军队干部部门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过渡政策更加熟悉。 2015年，他到国家某部委办理公务。他不穿军装，挤进地铁，从八点到五点工作，除了偶尔需要返回原单位外，他与当地普通公务员没有什么区别。在亲身经历坎坷、权衡各种因素后，魏东的心思倾向于选择自己的职业。

从统计数据看，2001年至2003年，实行自主安排工作的前三年，军调干部选择自行择业的比例分别为18.9%、30%、32.4% 。在经历了短暂的高峰后，从2004年开始开始回落。即使在2004年至2006年军队体制调整改革期间，国家对安置方式选择条件进行了调整，近年来自主选择职业的比例仍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。

2014年，选择自主择业的军队调出干部占当年调出干部总数的22.1%，突破了此前连续9年不足20%的局面。 2015年，这一比例超过了抽调干部总数的1/3。

2016年，独立择业的比例再次大幅上升，这与独立择业条件的放宽不无关系。中央在军队改革过程中出台了安置政策文件。文件做出了“四项放松”。其中之一就是“放宽自主择业的年龄和职级条件”。自主择业年限由20年调整为18年。许多原本没有足够年限的部队干部又多​​了一次选择的机会。

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，​​近年来，自主择业的配套政策措施不断完善，管理服务机构逐步完善，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，国家加大对自主择业的支持和宣传。自主择业干部就业创业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当前军转干部的选择起到了鼓励和引导作用。

2016年9月4日，沉阳军转自主择业干部秋季专场招聘会在沉阳人才市场举行。

最实用、最吸引人的

“保障和自由。”这是自主就业安置方式最吸引人的地方。

自2001年实行自主就业安置办法以来，国家多次调整规范自主就业退休待遇。作为团专职干部，如果将魏东安置在北京，每月可以领取约8600元的退休金，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福利和保障。

北京市自主就业管理服务处的同志在政策宣讲中介绍，符合条件的军队转业干部可享受相应的住房补贴；在非就业期间，与所在区（县）政府工作人员一样纳入社会医疗保险。首都就业创业环境良好。许多选择了自己职业、从部队转业的干部会另谋出路。以北京的平均工资水平，他们也可以获得不错的第二收入。

这种“经济”吸引力在困难地区更加明显。在军官择业当干部最多的新疆，退休待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最新一次退休工资调整后，正规团转干部的军官每月可领取1.2万元以上退休工资，正规营转干部的月平均退休工资为也接近万元。

同样的情况在西藏也存在。由于有驻藏津贴，自主择业的藏族干部平均每月退休工资达到1.6万元，超过了当地普通公务员的工资，也超过了全国大部分省份的人均收入。多年来，西藏自主就业比例最高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从全国来看，选择择业的军转干部数量并不均衡，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比例高于经济发达省份。比如，浙江的GDP一直位居全国前列，但却是自主择业人数最少、自主择业比例最低的省份。

2001年至2016年，浙江共接收择业转业干部1000余名。 2016年，全省接收的1964名调任军队干部中，有238人选择了自己的职业。虽然独立择业的比例比上年上升了7.2个百分点，但仍然是全国最低的。

浙江自主择业转为军队干部的团级干部月平均退休工资约为8700元，专职营级干部月平均退休工资约为7000元。地方处级公务员月平均收入11000元以上，科级公务员月平均收入9000元以上。虽然我省就业创业环境良好，但军转干部收入好、工作稳定、社会地位高，更倾向于计划配置。

工资保障与军转干部的计划分配没有太大区别。而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则拥有更多的时间，可以自由安排工作和生活。这在军队、政府机关、强调组织纪律的事业单位是做不到的。

移民背后，我们需要面对现实

魏东的一位前同事被提前调到国家部委办公厅，引起了大家的“羡慕嫉妒恨”。在一次小型聚会中，他询问了同事们的经历，得知同事的职位是在办公厅下属单位。不是领导职务，远离核心业务，工作琐碎复杂，但压力很大。

根据我国国情，军转干部安置工作主要由政府负责。多年来，地方各级一直把落实将领安置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。目前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仍是移民安置的主要渠道。 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国共接收军队调入安置计划干部16.48万人，其中大部分安置在机关事业单位。随着国家和军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，军队转移安置工作也遇到了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党政机构、人员编制过多、人员过多等矛盾和问题。 ——岗位配置、一些调任军队干部的岗位分配与专业特长不匹配等。

江苏省某市军转办主任曾讲过一个例子：该市这些年接收安置了很多高级别军转干部。某机关领导职务一直由师军调来的干部担任，但几年间已换了3次。第一任教师干部适应岗位很快，工作也做得很好。但两年后，单位又要实职安置另一名师级干部，他就得跟现任领导谈组织、做工作。他退居二线并安排了第二名干部。几年后，为了安置第三位教师干部，历史再次发生。 “几位教师干部表现不错，但他们都了解当地的困难，为大局做出了牺牲，并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。”该主任说。

晋升难是计划军转干部普遍面临的另一个现实。现在在山东一所民办大学工作的部队转业干部张招华，在选择安置方式时曾咨询过以前转入部队的战友。其中一位早年调到山东某市政府。虽然他能力很强，但由于种种因素，多年之后他的地位却没有改变。另一位同志选择了自己的职业，应聘了一家公司。他从一名一线销售员开始，几年之内就晋升为副总裁。在同学的建议下，张兆华走上了独立择业的道路。如今，他担任该校附属学院的院长，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享有良好的声誉。

走出“围城”，跟随自己的内心

公务员身份的“光环”不复存在，这也是影响军队干部安置选择的一个原因。八项规定实施以来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不断出台一系列严管人、管事、管物、管钱的制度，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。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文化教研室副主任马清宇接受采访时表示，随着制度和管理越来越严格和规范，公务员必须习惯在更多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。约束和更严格的监管。

公务员的地位失去了“光环”，其可能依附的权力资本、无形利益和社会关系也在逐渐消失。

“公务员也是普通的上班族，他们只是保证机关正常运转的螺丝钉。” 2013年调到北京某直属机关工作的孟欣欣，同部门还有几名原军队干部。她说，和大家一样，大家关心的住房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。工资收入与北京的房价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，显得捉襟见肘。

本轮军队改革，为进一步优化军队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源结构，拟裁减的30万岗位中近一半为干部。不争的事实是，随着军队抽调干部数量的增加，进入党政机关的人也会增多，安置压力也会加大。如何安置好、用好调动的军队干部，是对当地接收安置工作的新一轮考验。

新年伊始，无论是计划任务还是自主职业选择，2016年军队转业干部都进入了新的岗位。一位开通微信公众号的部队转业干部写道：“转岗为军人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，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。虽然打开这扇窗、推开这扇门没有意义，但很容易。”但我们要有兴趣去看看窗外不一样的风景和门后未知的世界，并有勇气去冒险。”

魏东继续挤进地铁去上班。新单位离家20多公里。他改变了选择自己职业的初衷。就在填写移民安置申请之前，他的妻子怀上了他的第二个孩子。为了更方便的照顾家人，他把老人带到了自己身边。有上有下的现实，让他最终决定选择计划分配，安排到某部委。 “最好走一条稳定的路，不要再担心了，”他说。

（作者为《中国退伍军人》杂志编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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